四月十号那天，台北下了场不大不小的雨。

林默涵站在颜料行后屋的镜子前，把衬衫扣子一颗一颗系好。右膝缠了绷带，外面套着宽松的工装裤，走路慢一些，但看不出明显跛态。他对着镜子练习了几遍微笑——嘴角上扬的弧度，眼神里的温度，都要像“陈文彬”而不是“海燕”。这活儿他干了七年，早就驾轻就熟，但今天不一样。今天是最后一步，也是最险的一步。

苏曼卿从咖啡馆送来消息，方老太太答应后天去香港看儿子。行李已经收拾好了，一只旧皮箱，里面是几件换洗衣裳、两罐茶叶、一盒凤梨酥。林默涵要做的，是把微缩胶卷藏进那盒凤梨酥的夹层里。铁盒过安检会被打开，但食品盒通常只做表面检查——这是他用两瓶洋酒从海关一个科员嘴里撬来的信息。

“方老太太坐后天上午十点那班。复兴航空，松山飞香港，中途停台南。”苏曼卿把食盒放在桌上，压低声音，“她儿子在香港开杂货铺，老太太每月去一趟，带了三年茶叶凤梨酥，从没出过事。”

“明天我去机场踩点。”林默涵说。

“你疯了？魏正宏的人到处找你。”

“正因为到处找我，我才更要去。我不去，怎么知道他们把网张在哪儿？”

苏曼卿看着他，没再劝。她太了解这个男人了，从高雄到台北，三年多的时间，他做的每一个决定都像在刀尖上走路，但每一步都踩得准。她转身从橱柜里取出一个小布包，放在桌上。“这是陈明月托人从监狱里带出来的。前天到的。”

林默涵的手停在半空。陈明月——他在台湾的“名义妻子”，三个月前在医院被捕。他冒险潜回台北看她最后一眼，隔着审讯室的门缝，看见她在墙上画了一只小小的海燕。那以后他再没收到过她的任何消息。

他打开布包。里面是一方叠得整整齐齐的白色棉帕，帕子上绣着一只燕子。针脚很密，但有几处明显绣错了又重新拆过的痕迹。棉帕里裹着一枚铜簪，是陈明月平时绾发用的那根。簪头拧开，里面塞着一小卷纸条。林默涵展开纸条，上面只有四个字，是陈明月的笔迹——

“活着回来。”

林默涵把铜簪重新拧好，放进衬衫口袋里。他跟苏曼卿谁都没有说话。窗外的雨打在屋檐上，滴滴答答，像秒针在走。

四月十一号清晨，林默涵换了一身衣服——深灰色西装，白色衬衫，没打领带，戴一副金丝边平光眼镜。他对着镜子看了半天，觉得自己像个小商人，不高不低，不好不坏，混在人群里不会有人多看一眼。这正是他想要的效果。

他搭了一辆三轮车去松山机场。车上他一直在想一件事：江一苇说过，魏正宏手里的照片是他在南京被捕时拍的。那时候他年轻，没戴眼镜，头发也短。七年过去，人的相貌会变，但有些东西不会——比如他左耳后面那颗黑痣，比如他走路时右脚跟落地比左脚轻一点。魏正宏是专业特务，这些细节不会放过。

机场到了。松山机场的候机楼不大，灰扑扑的两层建筑，门口停着几辆黑色轿车。林默涵付了车钱，拎着一只公文包走进候机大厅。他先去了售票处，假装询问飞香港的航班时刻。售票窗口的小姑娘翻着册子告诉他：后天上午十点，复兴航空，还有余票。

“谢谢。我考虑一下。”

他转身往候机区走，目光扫过大厅的每一个角落。左手边是安检口，两个穿制服的人站在传送带旁边，看着旅客把行李放上去。右手边是咖啡座，几个穿西装的男人坐在那儿看报纸。其中一个，林默涵认识——军情局第三处的行动组副组长，姓孙，外号“孙猴子”。他以前在高雄的一次酒会上见过这个人，对方可能不记得他，但他记得对方。

安检口旁边站着一个清洁工，五十来岁，拿着拖把慢吞吞地擦地。擦到林默涵脚边时，那人抬起头，目光跟林默涵碰了一下。是老周——苏曼卿找来的那个运货司机。老周没说话，只把拖把往左边歪了歪，然后继续擦地。林默涵明白了：左边那条通道，后天会是开放的。

他走出候机大厅，站在台阶上点了一支烟。雨已经停了，天空还是灰的，像一块没洗干净的抹布。他抽了半支，掐灭，转身拦了一辆出租车。

“大稻埕。延平北路二段。”

回去的路上，他坐在后座闭着眼，把明天要走的每一步在脑子里过了一遍。方老太太九点到机场，行李托运，过安检。他在附近盯着，确保没有意外。十点飞机起飞，两个小时后到香港。到了香港，方老太太的儿子会在接机口等着。他只需要把铁盒里的胶卷取出来，送到指定的联络点。

听起来很简单。但林默涵做了七年情报，知道最简单的事往往最危险。

四月十二号，早上七点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