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那就等。”

徐小凤扣上箱盖，“等得起。”

晚上九点，赵鑫办公室亮着灯。

桌上摊着三份传真。

第一份来自台北。

谭咏麟凭《假如我是真的》，拿下第十八届金马奖最佳男主角。

颁奖礼是十一月的事，但消息已经传开。

中影的人，转弯抹角打探：

谭先生接下来有没有档期？

台湾这边，有几个本子很适合他。

第二份来自北京。

谢晋的字，比年初更潦草。

“小赵：《天云山传奇》十一月公映，审查通过了，一刀未剪。成荫的《西安事变》也定在同月。我们两个老家伙，算是赶上这趟车。”

家三部曲的事，我没再提。

不是不想提，是知道提也没用。

但这几个月，我做了一件事。

把《家庙》的油印本，寄给了北电七八级的毕业生。

三十七个年轻人，每人一份。

我没说让他们拍，只说留着。

哪天觉得自己该拍点什么的时候，拿出来翻翻。

有个学生回信说：谢老师，剧本里林国栋，在青砖上写粉笔字那场，我哭了。我爷爷一九六八年也在牛棚墙上，写过我的名字，用木炭写的，下雨冲没了。

我不知道这个学生，将来能不能当导演。

但我知道，那场雨没冲干净的东西，现在在他心里。

谢晋。

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八日。

第三份来自新加坡。

陈启明的公函，措辞比以往更郑重。

“赵先生：关于《故土之心》的调研申请，我国文化部已完成最终审批。李光耀先生将在七月下旬安排专门会晤，就‘被踢出家门的孩子，如何自己建一个新家’这一命题，与主创团队进行三小时闭门交流。”

另：

我国国家档案馆，已完成一九四二至一九六五年期间所有华族、印度族、马来族互助史料的数字化整理。

这是新加坡建国以来，首次向境外制作单位，开放该层级档案。

我们等的，不是一个电影项目。

我们等的是一个，愿意把这些碎片，拼回原处的讲述者。

陈启明。

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九日。

赵鑫把三份传真收进抽屉。

窗外雨停了，凤凰木的枝叶，在夜风里轻轻摇晃。

威叔搭的遮雨棚还在，棚顶积了两寸深的水。

月光照上去，亮汪汪一片。

他想起一九七五年，游过深圳湾的那个夜晚。

海水也是亮的，但不是月光。

是边防探照灯，扫过来扫过去。

像把看不见的剪子，要把黑夜剪成碎片。

那时候他只有一个破背包、和一个连自己都不太相信的念头。

六年了。

那个念头，长成了什么样子？

不是谭咏麟的四白金唱片。

不是张国荣的《声音剧场》。

不是徐小凤的娘惹绸展。

不是邓丽君的南洋民谣采集档案。

甚至不是金像奖。

是谢晋信里那句话：“那场雨没冲干净的东西，现在在他心里。”

是陈启明公函里那句：“我们等的不是一个电影项目。”

是这个夜晚，这棵凤凰木，这片积在遮雨棚上、照见月亮的雨水。

他忽然明白，自己这六年做的所有事。

不是在造一艘船，是在编一张网。

船只能渡一个人过海。

网能接住所有落水的人。

敲门声。

周慧芳拿着一份刚整理好的报表进来。

“赵总，一九八一年上半年香港上映电影统计。”

她翻开第一页。

“一月到六月，共上映七十三部港产片。武侠功夫类三十一部，喜剧类二十三部，恐怖灵异类十二部，风月类四部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