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南亚的华人姑娘们，一样信。

《船票》在香港和台湾，能卖到两千多万，靠的不是这个公约数，是另一个。

想家的人，离散的人，心里有根的人。

那个公约数，比爱情小。

但有人在等。

1983年8月，赵鑫又去了趟台北。

这回不是吃饭，是去拜访一个人。

琼瑶。

她住在台北近郊一栋小楼里，院子里种着花，红的白的都有。

赵鑫到的时候，她正在客厅里改剧本，桌上摊着稿纸，旁边搁着一杯凉了的茶。

她抬起头，看了他一眼。

“赵先生？”她说，“坐。”

赵鑫坐下。

琼瑶把笔放下，打量了他一会儿，说：“你的《船票》我看了。”

赵鑫等她往下说。

琼瑶又说：“挺好的片子。但不是我拍的那种。”

赵鑫说：“我知道。”

琼瑶说：“你来找我，什么事？”

赵鑫想了想，说：“想问问你，那个公约数，是怎么找到的。”

琼瑶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

她笑得很轻，像是听见一个有趣的问题。

“公约数？”她说，“我没找过。”

赵鑫看着她。

琼瑶说：“我写第一个故事的时候，二十岁。那时候我就在想，这个世界上，有没有什么东西，是所有人都想要的？想了很久，想出来两个字，相信。”

她顿了顿。

“有人相信钱，有人相信权，有人相信名。但这些，不是所有人都能信的。只有一样东西，人人都能信，人人都想信，那就是爱情。”

赵鑫没说话。

琼瑶说：“你不信？”

赵鑫说：“我信有人信。”

琼瑶点点头：“那不就对了嘛！”

她端起那杯凉茶，喝了一口。

“你做你的，我做我的。你的片子，有人看。我的片子，也有人看。这不挺好？”

赵鑫站起来，道了谢，往外走。

走到门口，琼瑶忽然在后面说：“赵先生。”

他回过头。

琼瑶说：“你的那个公约数，比我的小。但小有小的好。小的，不容易碎。”

赵鑫站在门口，看了她一眼。

她已经在低头改剧本了。

从琼瑶那里出来，赵鑫在车上坐了很久。

司机问去哪儿，他说随便开开。

车沿着台北的街道慢慢走，路过一家又一家的戏院。

他看见《海滩的一天》的海报，看见《儿子的大玩偶》的海报，都是些陌生的名字，陌生的面孔。

他想起陈老板提过的几个人。

侯孝贤，杨德昌，说是台湾新电影的那拨人，拍的东西和他不一样，和琼瑶更不一样。

他让司机掉头，去找陈老板。

陈老板听说他要见那两个人，有些意外。

“你见他们干什么？他们那片子，票房不行。”

赵鑫说：“想聊聊。”

陈老板打了几个电话，约在一家咖啡馆。

那天晚上，赵鑫见到了侯孝贤和杨德昌。

侯孝贤话不多，坐在角落里，一直抽烟。

杨德昌话多一些，戴着副眼镜，说起电影的时候眼睛会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