- 军臣单于时期的再次冲突：文帝后元四年（前160年），老上稽粥单于去世，其子军臣即位为单于，仍然以中行说为亲信，积极准备攻打汉朝。文帝后元六年（前158年），军臣单于断绝和亲之约，大举入侵汉朝，派遣6万骑兵，分两路进军，每路3万骑，分别侵入上郡和云中郡，杀害、掳掠了大量人口和财物。

汉文帝急忙调兵防御：任命中大夫令勉为车骑将军，率军进驻飞狐（今山西上党附近）；任命原楚相苏意为将军，率军进入代地，进驻句注（今山西雁门关附近）；又派遣将军张武屯兵北地郡。同时，设置三位将军，命河内守周亚夫驻屯细柳，祝兹侯徐悍驻屯棘门，宗正刘礼驻屯霸上，共同保卫长安。此时，匈奴骑兵已进至代地句注边境，烽火警报一直传到甘泉宫和长安。汉军经过数月的调动部署，才抵达边境地区。匈奴见汉军加强了守备，无机可乘，于是退出塞外，汉军也随之罢兵撤警。

四、对南越的安抚政策：化干戈为玉帛

在南方，汉文帝对南越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安抚政策，成功化解了双方的紧张关系。

战国秦汉时期，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及岭南地区，聚居着众多支系的越族，统称为“百越”。其中，居住在岭南地区的越人，因地处“楚之南”，被称为“南越”。秦始皇三十三年（前214年），秦朝统一岭南，在这里设置了桂林、南海、象三个郡。秦末农民战争爆发后，行南海郡事的赵佗趁机自立为王，建立了南越国。

汉高祖时期，赵佗接受了汉朝“南越王”的封号，从此“称臣奉汉约”，成为西汉王朝属下的一个属国。然而，吕后统治时期，对南越实行严厉的经济封锁政策，禁止铁器、农具等物资输入南越，这引发了赵佗的强烈不满，他随即以兵戎相见，与汉王朝分庭抗礼，自立为“南越武帝”。

汉文帝即位后，深知武力解决南越问题并非良策，于是改变了吕后时期的扼杀政策，转而采取安抚政策。他首先向南越提供发展生产所必需的铁器、农具、马牛羊等物资，帮助南越发展经济。接着，派人修葺赵佗在真定（今河北正定）的祖坟，并设置守邑，按时祭祀，以示尊重。同时，撤掉了汉朝边境上准备进攻南越的军官，并提拔赵佗的兄弟做官，给予他们优厚的待遇。做完这一切后，汉文帝派遣陆贾再次出使南越，向赵佗传递汉朝的善意。

在汉文帝诚意的感召下，赵佗深受感动，主动向汉朝谢罪，去除帝号，重新称臣，南越国再次成为西汉王朝的属国。这一举措，不仅化解了南方的边境危机，更赢得了发展经济的有利条件。到汉武帝时期，岭南地区的经济文化已有了较大的发展，这与汉文帝时期的安抚政策所奠定的基础是分不开的。

五、民族政策的深远影响

汉文帝在对待周边少数民族问题上，始终坚持不轻易用兵的原则，尽力维持相安友好的关系，以礼相待，甚至以兄弟相称。这种务实、宽容的民族政策，对于加强中原人民与周边少数民族人民之间的团结，增进彼此的友谊，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。它进一步促进了汉朝时期各民族之间的融合，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，其影响深远而持久。